红色文学作为一种文艺范式，致力于激活尘封的历史图景，赓续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记忆，镌刻承载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精神内核的革命英雄丰碑，书写近现代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成长轨迹，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进伟力的重要载体。其主题建构和艺术创新，始终伴随社会发展、时代变迁而不断深化和精进。
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文学，肩负启蒙民众、凝聚斗志、为革命呐喊的时代使命，多以动员式书写的激昂叙事，承载民族救亡与革命抗争的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色文学，转向聚焦新中国建设现场，强化理想信念与集体主义精神，构筑起礼赞时代和致敬英雄的叙事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红色文学挣脱单一叙事桎梏，开始迈出探索多样化、个性化书写的新步伐。进入新时代，红色文学创作伴随文化自信的深度建构、创作理念的现代性革新和大众审美认知的迭代升级，一场从主题内涵的拓展与深化，到人物形象塑造的多元与立体，再到叙事策略创新与突破上的变革浪潮，在文坛蔚成潮流。大批优秀文学作品相继问世，或全景式铺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叙事空间，意在弘扬红色精神跨越时代的赓续传承；或大力书写普通战士、无名英烈、革命家属、后方百姓，让沉默的历史个体走进文本，让英雄谱系覆盖全民奋斗群像；或落笔于红色主题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生态环境治理、重大风险化解等当下现场的延伸，描写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它们追求通过多维、立体角度，全方位敞开红色文学书写之美。
思想主题的深度发掘
在历史、现实、未来三位一体的叙事空间中，当代作家厚植红色精神内涵，契合新语境，实现思想主题的深度发掘。体现在历史认知层面，当代红色文学作品总体上由“单向革命叙事”转向复杂叙事语境中人性、伦理与史实的互证，通过描写还原错综复杂的纵深历史现场，建构起一个具有日常烟火气息和人性温度、生命亮度的革命伦理场域。相较于传统红色叙事常常将历史场景简化为善恶二元对立，当代红色文学更注重真实描写还原革命斗争的残酷性、革命者面临的选择困境和最终的自觉追求，拓展红色叙事的历史思辨深度。体现在价值阐释层面，当代红色文学突出由单向度红色精神的宣讲，转向传统革命精神与当代中国价值追求的跨时空对话。徐锦庚报告文学《涧溪春晓》反映当代乡村的基层党组织，直面乡村治理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产业薄弱、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等难题，积极引领广大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补齐民生短板、改良村貌村风，探求富民之路，将抽象的红色信仰落地为群众可感知的当下实践。这一书写清晰地呈现出红色精神价值的与时俱进，意义明确指向“红色初心”在实践场域与价值目标上的延展。
体现在叙事立场层面，当代红色文学注重由宏观集体视角转换为个体生命微观经验，打通历史与现实的共情通道。传统红色文学创作序列中，一些战争题材作品侧重完成历史记录、彰显精神纪念的责任和使命，致力于对战斗胜利的欢呼式描写，往往简化战场环境和作战困境，回避对战争残酷本质的冷峻剖析。而当代的红色文学创作逐渐实现主题维度的下沉，力求以个体微观命运折射宏大历史，尊重、包容普通人的生命感受，赋予红色叙事日常的生活情景、温暖的人文情感和强烈的共情力。
例如，王筠长篇小说《长津湖》基于真实、详细的史料支撑，还原再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仓促入朝、身陷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极寒环境、御寒物资严重匮乏、武器装备与美军差距极为悬殊等客观历史情境。同时，作者没有回避战争的惨烈代价，书写冻僵失去行动能力最后冻成冰雕的官兵、非战斗减员、伤员难以转运等历史场景。这种不加粉饰的书写并非渲染苦难，而是力求夯实抗美援朝的正义根基：战事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东北边境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承受超乎常人的苦难出兵朝鲜，是基于保家卫国的被动防御选择。在作家的故事讲述中，“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不再是抽象口号，而是无数士兵在枪林弹雨下、在冰雪绝境中用生命践行的神圣抉择，虽然艰苦卓绝、代价惨烈，但是势在必行。这种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必要性和正义性的厚重历史叙述，不仅是志愿军抗美援朝创造战争奇迹的历史再现，更在历史书写与时代问题的双向呼应中，让红色历史以沉实而强悍的现实解释力，在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之间架起一座精神桥梁，完成对中华民族精气神的历史溯源和当代重塑。
叙事艺术的多维创新
在红色文学创作的叙事策略上，当代作家试图采用时空交织、虚实结合、文体融合等叙事方式，实现从单一叙事到多维创新的突破，彰显崇高美与人性美、历史美与现实美的有机统一，追求叙事艺术的别出机杼。
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叙事策略的精妙设计与实施可谓一个典型案例。作者将先锋文学的实验精神与类型小说的叙事技法熔于一炉，创建一个由“正文三十四章”“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附录材料”三重复合叙事建构而成的文本世界。正文讲述悬疑重重的谍战故事，信件作为“副文本”主要承载创作主体的情感抒发，“附录材料”则有意模糊虚构与纪实的边界，留白给读者去想象。作品设计的一连串“悬疑钩子”，引领读者沉浸在智力博弈中，与紧迫的时钟滴答声同步感受生命随时处在生死难卜的惊险氛围之中。
小说结尾的“附录材料”，作为相对独立的副文本叙事装置，一改正文的高度理性节制和去情绪化的先锋叙事调性，拓开一条“冷峻历史叙事”与“柔性主体抒情”互映、审美寄托与历史共情的路径。其中，无名烈士信件以独立的文本空间，挣脱革命叙事的行动逻辑与现实桎梏，青年革命者最本真的情思意趣与生命温度，在诗意的私人化书写和温柔细腻的抒情语态中被鲜活还原。这种“观花、望星、思人”的关键意象表达，徐徐展开革命者潜藏的柔软心性、生命眷恋与理想温情。既无署名又无具体指向的信件，让这份个人化的春日抒怀，不再局限于单一虚构人物的心境，而是指向所有无名革命先烈的集体心声。信件的诗意书写，打捞起正史中被遮蔽的无名者的精神世界，让冷峻的革命历史最终落脚于鲜活的生命与滚烫的人心。其他附录档案、口述史料、烈士名录等纪实性材料，则承担着史实锚定、真实佐证的叙事功能。这种虚实共生、情理交融、史文合一的叙事策略，营造出一种虚构仿真纪实、纪实实为虚构的特殊叙事效果，进而在文体形态、阅读认知与叙事逻辑三重维度上，生动诠释了当代红色文学去符号化、重人性真实、重无名生命的历史观。
何建明报告文学《革命者》还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上海白色恐怖历史背景下众多青年革命者的人生轨迹特别是牺牲历程，将碎片化的烈士事迹整合为连贯、完整、厚重的革命历史图景，不仅强化文本的历史整体性与叙事完整性，还通过塑造大批无名革命者英雄谱系，让长期被简化、被湮没在宏大党史叙事中的“无名者”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完成平民化、群体性、有人性温度的英雄叙事。在作品正文主体的场景转述与价值升华段落中，叙述者“我”的在场，不断通过个人观照、现场感悟与创作思辨，介入对历史复杂性和人性多面性的客观书写，让历史叙事挣脱说教式宣讲的羁绊，以历史真实、人性真实与文学真实的深度契合，彰显出红色文学叙事艺术的突破与超越。
放眼未来，我们热切期待红色文学创作者在思想主题的发掘上不断深化对历史逻辑、社会结构、文化认同的个体思考，探寻历史和时代的深层真实，创造超越现实日常、迎向美好未来的思想力量。也热切期待红色文学创作者在叙事艺术创新时谨慎权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廓清厘定具有高辨识度的独特个性叙事方式，切实提升艺术表达的共情力和共鸣力。
文/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
盛达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